自新中国建立至苏联解体,42年间我们与前苏联保持了“同志”称呼。后来由于两党、两国关系波折起伏很大,“同志”称呼经受了“严重考验”,但是双方都没有抛弃这一称呼。
称“同志”源自共产党的习惯晚清时,在孙中山组织的革命党内部彼此以“同志”相称,即“志同道合”的人,特别指同一个政党的成员。后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等都先后在各自党内通用“同志”一词。俄文中“同志”一词其含义同中文一样。在俄国沙皇统治时期,处于地下秘密活动的俄国革命党人中间,就已流行同志这个称呼了。十月革命后,这个词被世界各国共产党人广泛采用。“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列主义”。中苏两党都以马列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因而就有了称呼同志的共同思想基础。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同斯大林的文电来往中都互相称对方为“同志”。建国初期互称三个月“先生”尽管新中国成立前长时间内,中苏两党领导人早已互相称对方为“同志”,然而新中国成立初期,却出现了一种现象:在中苏两国来往的正式文件中互相称呼“先生”。首先,中国方面对苏联发出的第一份外交文书中首次出现了“先生”的称呼,即1949年10月1日,周恩来致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的信。1949年10月2日,苏联就通过其广播电台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0月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签发致毛泽东主席国书,任命罗申为苏联首任驻新中国大使。在该国书中,苏方首次对新中国领导人使用“先生”称呼。接着,新中国对苏方领导人称呼“先生”的第二件外交文书出现了,那是新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王稼祥的国书。国书中不仅称先生,还加上“阁下”。国书于1949年10月20日签发,这是新中国对外签发的第一份国书。在苏联方面,另一些称呼中方领导人为“先生”的显著例证,出现在1949年末毛主席首次访问苏联时。那次访问期间,尽管毛泽东和斯大林在口头上互相称呼对方为“同志”,但苏联媒体在报道时,却称毛泽东为“先生”。为什么新中国成立以后,双方在称呼对方时却都谨慎起来了。我对这种矛盾现象的理解是,虽然按照党的关系,应称“同志”,可是这是国家关系。新的共和国刚刚成立,在对外交往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认为宁可保守一点比较稳妥。再说,中国传统的影响,即对有地位、有文化的人士应当称其“先生”,以示尊重。从苏联方面来说,中共掌握政权以后,毛泽东带领中国是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当时斯大林心中并无绝对把握,不敢贸然行事。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口头上互称“同志”,而在书面上又称“先生”,只是发生在1949年的最后三个月中。此后,双方很快都做出了调整,不论在两党之间,还是在国家关系中,不论在口头上还是书面中,都将“同志”作为唯一普遍使用的称呼了,一直维持到苏联解体。当然,除了“同志”之外,新中国成立前后几年中,中国人还称苏联为“老大哥”。中苏论战“同志”基础仍然在从1959年至1989年中苏关系30年论战、对抗,但谁也没把对方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双方对对方仍未丢掉“同志”称呼,从不曾以“先生”相称,但是中间经历了很多曲折。开始,1959~1969年,中苏两党从意识形态分歧、论战,逐渐恶化到国家关系,虽然都称对方为“同志”,但互相指责对方背叛马列主义。1969年3月,中苏在边境地区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但双方仍坚持称对方为“同志”,如当年9月11日,周恩来应苏方要求,在北京机场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讨论了两国关系的紧迫问题。周恩来在机场迎接柯西金,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您好吗?柯西金同志!”1969年至1989年,两国进入对抗、谈判时期,这个时期双方互相攻击更加严厉。有人用三个“一”形容这20年中苏两国关系,即一个使馆,一架班机,一列火车。作为维持两国国家关系的使馆,其工作条件是相当困难的,门口“警卫”严密把守,使馆人员外出有人跟踪。双方外交人员的接触内容主要是互相递交抗议照会。而来往于莫斯科—北京的班机,旅客寥寥,火车经常是空空如也。直到上世纪80代初,我在驻捷克斯洛伐克使馆工作,曾数次乘火车往返于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有一次,整列火车只有几位旅客。由于人少,餐车常不开放,我们只好同列车员一起自己做饭。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是中苏关系最困难的阶段,即使在那时,苏联仍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1982年3月24日,他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在中亚塔什干发表长篇讲话。讲话中虽然仍旧攻击中国,但却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说,中苏共产党人仍有互称同志的基础。最后的“同志”是戈尔巴乔夫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标志着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对戈氏如何称呼?确实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戈氏来华的头衔中虽然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并且列在第一位,但谁都知道,他的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虽然排在第二位)是最主要的。当时中苏两党都是执政党,如不称同志,而改称国际上流行的称呼,如先生、阁下,势将引起轰动。中央经过斟酌,决定仍沿用过去的习惯,仍称其为“同志”。戈尔巴乔夫来访,双方实现了国家关系正常化,互相称呼“同志”似乎就更自然些了。然而这段时间只有两年。因为1991年8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同时以总统名义,命令地方苏维埃冻结共产党的财产,停止苏共在苏联军队、执法机关和国家机关中的一切活动。至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中苏两国国家关系中已经不再存在互称同志的基础了。戈尔巴乔夫成了我们的最后一位“同志”。戈尔巴乔夫访华后仅仅两年,苏联解体,中俄双方官方人士很自然地就抛弃了“同志”一词,而改用国际上流行的“先生”、“阁下”,互相称呼对方了。 【《世界新闻报》1月30日马保奉(外交部礼宾司前参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