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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与邓小平“分手”缘由及后续

作者：少华文章来源：不详点击数：更新时间：2007-11-4
	老搭档亲密合作十三年刘伯承主动提出“分手”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彭德怀率兵出战。没有比战争更能刺激军人神经的事了。刘伯承统兵作战30多年，挚爱自己一手拉扯大的军队，深信这支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锻打锤炼的铁军能够战胜世界上任何一支武装力量。同时，他也深知，人民解放军也存在先天不足的顽症，诸如兵种单一，装备落后，游击习气浓厚等。这些问题一日不解决，就不能赶上世界军事发展的趋势，就有可能打败仗。在得知中央准备创办陆军大学的消息后，刘伯承首先找到邓小平，说：“彭老总在前线为打败最强大的军队而作战，我要为使解放军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而重执教鞭。”“看来你与教书先生有缘呀。”邓小平理解自己战友为军分忧的赤子之心，也熟悉他“建军先建校”、“治军先治校”的主张，只好苦笑一声表示同意。刘伯承毅然提笔，给中央写信，请求辞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去参加陆大的建设。他写道：“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毛泽东为刘伯承的赤诚所感动，也认为这位军事理论和军事经验兼长的老帅是陆大创办者的最佳人选，遂亲自复信，让他把西南的行政工作移交给邓小平，尽快到北京领导军校的筹建工作。就这样，亲密合作了13年的刘邓终于分开了。陆大原定设在北京。刘伯承考虑为节省财力，建议利用原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校舍，遂定址于南京，正式名称为南京军事学院。严肃整顿校风建成“将军的摇篮” 军事学院的首批学员绝大多数是师级以上年轻干部。都是令敌军闻名丧胆的英雄、功臣。可俗话说得好，即便是雄狮，身上也会有虱子。他们大多出身农民，又长期生活在游击环境里，自由惯了，散漫惯了，不拘小节惯了。于是，各种奇怪的现象都出来了，有的学员无故不出操、不上课，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有的学员上课时跷二郎腿，回答老师的提问懒得起来。南京军事学院学生自由散漫的名声一直传到北京。毛泽东十分生气，提出：“游击队不可冒‘油’，野战军不可撒‘野’”。刘伯承决定整肃校风。他在全院师生大会上说：“有的人自由主义，违犯纪律，国防部、毛主席都知道了，真是‘搞臭了南北二京’，这叫‘光着腚推磨盘——转着圈丢人’”。刘伯承要求从基本科目做起，颁布实行我军三大条令——《内务条令》、《队列条令》、《纪律条令》，很快使学院的风气焕然一新。在此后的5年间，刘伯承主持编写、编译和翻译军事、政治、外语等各类教材数百种，从陆、海、空三军到炮兵、工程兵、通信兵、装甲兵等技术兵种专业，从战略、战役、战术的现编概则到集团军、师、团、营的设定作业，应有尽有。学院也由初办时的4个系发展到12个系，学员人数由758人增加到3000余人。南京军事学院成为人民解放军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和将军的摇篮。反“教条主义”运动突降老帅因伤病恳请免任 1957年2月，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与陈赓、谭政到南京军事学院检查工作。在座谈中，有部分教员、学员提出学院存在“教条主义”问题。经过调查，彭德怀认为在教学中，不是有没有“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教条主义”十分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就是现在的教学内容与我军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没有对我军几十年的战争经验进行系统整理和总结，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军事学院领导认为彭德怀的结论不符合实际情况，军事学院的成绩是主要的。许多干部要求彭德怀收回他视察军事学院后给中央的报告。彭德怀一方面积极主张反对“教条主义”，一方面又尽量避免扩大打击面，避免整具体的人。他对持有对立意见的两派人说：“你们对敌斗争都很坚决，不搞阴谋，不想推翻谁，都是好人、正派人，但思想方法都有片面性。今天只是整一整思想，分清是非，接受教训，不追责任。” 但是，这场运动由于有了林彪的参与，情况就变得难以控制。他对一些军队高级干部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都没有列上，这就更不应该了。” 林彪没有点名的单位就是指刘伯承负责的军事学院和叶剑英负责的训练总监部。风声传到毛泽东耳边，毛泽东一生最痛恨教条主义，特别反感别人崇洋媚外。“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别人的。我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如果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激愤之下，毛泽东还讲了评论刘伯承的有分量的话。很显然，毛泽东对刘伯承产生了误解。毛泽东讲这些话时，刘伯承正在养病之中。在邓小平的劝告下，刘伯承于1957年8月6日写信给毛泽东： “原来就是残衰多病的身体，勉任6年学术工作，极感吃力。自1953年患虚脱症以来，脑力、眼力、神经和创伤诸伤旧病反复纠缠，已经难于看书提笔，休假也多，因而不能时常参加教材编审工作。”刘伯承恳请免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和高等军事学院院长，中央军委照准同意。搭档帮助求情检讨赢得掌声虽然刘伯承卸任将近一年，但中央军委准备召开有全军高级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批判所谓的“教条主义”，勒令刘伯承作公开检讨。邓小平认为把刘伯承作为“教条主义”的代表来批是不公正，也是错误的，但是，在当时极“左”的政治空气下他无力回天。 6月20日，军委扩大会议举行全体会议，与会者增至1442人，规格也由三座门军委会议室搬到中南海怀仁堂。7月上旬，军委扩大会议进入高潮，由刘伯承到会作检查。那天，刘伯承从南京赶到北京，刚下火车，他就一个踉跄，险些倒在月台上。人们搀扶着他到陆军医院检查，医生建议：“您得卧床休息。”“不行，我得起来，我要到中南海作检讨，大家还等着我呢！”刘伯承挣扎着强撑病体赶到怀仁堂。怀仁堂前，邓小平第一个迎出来，紧紧地握着刘伯承的手，嘴唇嚅动了几下，想说又不知说什么好，便牵扶着刘伯承走进怀仁堂。怀仁堂内，1400多位高级干部胸前的将星亮得耀眼。扩音器传来主持人的声音：“下面由刘伯承同志作检讨。”刘伯承走上讲台，掏出准备好的讲话稿，讲到动情时，想到委屈处，禁不住哽咽起来，老泪纵横。他的战友，他的部下，他的学生，他的战士，都面色沉重、复杂。刘伯承作完检讨后，怀仁堂竟然响起经久不息雷鸣般的掌声。【《中国民航报》2月9日少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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