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帝曾为朱元璋手书了4个字“治隆唐宋”，刻在南京明孝陵也就是朱元璋的陵墓里的一块石碑上。“治隆唐宋”是什么意思呢?这4个字是说，朱元璋对明朝的治理要比唐朝、宋朝还要好，明朝比唐朝、宋朝还要兴隆。我们说明太祖朱元璋是个传奇的开国皇帝，那么他到底“奇”在哪里呢？

出身贫寒  勤奋好学
朱元璋出生于现在的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一个一贫如洗的农民家庭。元末，朱家在凤阳靠租种别人的田地而勉强维生，这时，又发生了天灾和瘟疫，使本来就艰难无比的生计无法维持下去了。瘟疫流行，亲属一个接一个罹难，先是父亲死了，接着大哥又死了，随后，他母亲也去世了。朱元璋悲痛万分，让他感到最痛苦的是，他们兄弟几个竟然没有能力埋葬自己的父母。家里的土地是租来的，不允许他们埋葬死人。最后，田主的哥哥发了善心，给了他们一块地，让他们埋葬朱元璋的长兄和父母。埋葬的条件简陋得可怜，他们没有棺木盛殓亲人，只用破烂的衣被裹了尸体，用黄土掩埋了，更没有任何东西用来祭奠。
埋葬了父母和大哥以后，朱元璋和二哥分离了。朱元璋孤苦伶仃一个人，几乎活不下去了。好心的邻居看他可怜，就给附近寺庙的住持送了点礼，劝他们收下朱元璋，让朱元璋去当和尚，图个温饱。对于朱元璋来说，当和尚是个走投无路的选择。朱元璋仅在寺里待了50余天，做了不到两个月的“行童”，什么都还没弄明白，就为生计所迫而离开寺庙，四处云游了，当时是元至正四年(1344年)，朱元璋17岁。
荒山古寺成了他的栖身之地，他只得靠别人的施舍勉强维持生计。作为一个游方僧，朱元璋形同乞丐，可以说是历尽艰辛。他走遍了淮西、豫南的山山水水，就这样过了3年多。这时，朱元璋已经20出头了。这3年中，他拓宽了视野，增加了人生经验，磨砺了在逆境中生存的本领。朱元璋因怀念家乡，3年后又回到了最早出家的皇觉寺并开始发奋读书，伴随青灯黄卷，早功晚课，读书诵佛。这期间，朱元璋“立志勤学”，除佛经外，也广泛接触了各类书籍。几年的寺庙生活，成了他学习书本知识的主要来源。
爱民如子  酷刑反贪
元末，吏治腐败，连年战乱，水灾、瘟疫、蝗灾祸害百姓，曾出现了“民食蝗、人相食(人吃人)”的惨状。朱元璋出身贫寒，深知人民的疾苦。他在北伐檄文中指出“救济斯民……拯生民于涂炭”。朱元璋对百姓充满了同情心。在建国之初，面对长期动乱之后的百姓，他说：“百姓才力俱困，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当务之急，“在安养生息而已”。然而，“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他要求官员们对此“深念之”。但是，怎样才能使百姓安养生息，他和大臣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刘伯温认为：“生息在于宽仁。”朱元璋则说：“不能施惠，而概言宽仁，亦无益耳。”
他认为，宽仁的核心在于“阜民之财，而息民之力”，既生财，又节用。生财，使民富裕，就要发展生产；节用，就要求官府爱惜民力，减轻百姓负担。还有一条很重要，就是对百姓要明教化，对官员要禁贪暴，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可以说，这一段话概括了朱元璋全部的治国理念。朱元璋归纳为“严明以驭吏，宽裕以待民”。没有对官员的严厉控制，就不可能做到对百姓宽仁。只有做到禁止贪暴，做到名副其实的宽仁，才能使老百姓得以安稳地生活。所以，他执政的重点之一就是禁止贪暴，严厉打击贪官污吏。
建国伊始，朱元璋就在《大明律令》的基础上制订颁行《大明律》，紧接着又亲自编订《明大诰》。朱元璋立法就是要“严明以驭吏”，尤其是《明大诰》着重于惩治贪官，可以视为反贪刑事特别法。朱元璋极力主张“刑乱世用重典”，开展雷厉风行的肃贪运动，历时之久、措施之严、手段之狠、刑罚之酷、杀人之多，为几千年封建历史所罕见。朱元璋为了推动反贪运动的深入，竟然搞“大民主”，给予天下百姓对贪官造反的权利，允许百姓直接到京师告发贪官，甚至可以把贪官扭送京城；百姓有权闯入官府捉拿有劣迹的官员，如有胆敢阻挡者，则诛灭全家。但是，老百姓虽然对贪官深恶痛绝，行动上并不积极响应，怕“逮不住狐狸反惹一身臊”。后来，镇江的贪官韦栋东窗事发，朱元璋怪罪市民无人举报，责罚他们都去“搬石砌城”。朱元璋的初衷是想让百姓监督官员，可是这种自下而上的监督，由于缺乏对监督者安全的制度保障，实际效果不大。
朱元璋的驸马欧阳伦因为动用公家车辆走私茶叶，破坏了“茶马之法”，被他断然处死。朱元璋认为，他所赏赐的官职、爵位，不是用来作威作福的，他们该为大明朝的长治久安接受法律的约束。朱元璋真正做到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尽管朱元璋反贪决心大、力度猛、出招奇，使腐败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取得阶段性成果”，但远未达到彻底清除腐败的根本目的。因为封建的专制制度，必然滋生腐败。
诛杀功臣 冠盖古今
历史上的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也曾诛杀功臣，但远没有朱元璋残酷；宋太祖赵匡胤是“杯酒释兵权”，而朱元璋对功臣是集中地、成批地杀戮，明朝开国功臣几乎全部覆没。
俗话说：环境造人。作为一位由社会最底层升至社会最高层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既有高度的自尊，又有强烈的自卑。正像心理学研究所证明的，自卑与自尊是一种现象的两个方面，越是自卑感强的人，越要极力维护自尊，自然，这种人具有极端的猜忌心理。这种心理在晚年的朱元璋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朱元璋对功臣们怀有深刻的猜忌心理，将他们视为皇权的最大威胁者，不除之不能心安。
朱元璋怀疑太子朱标心理不够坚强，认为他过于软弱。史书上记载，有一次，太子朱标进谏说：“陛下您杀大臣杀得太多，恐怕会伤了君臣间的和气。”第二天，朱元璋把太子叫来，将一根荆棘扔在地上，命令太子去捡起来。面对长满刺的棘杖，太子觉得很为难。朱元璋说：“这根荆棘你拿不起来，我替你将刺磨平了，难道不好吗？现在我所杀的人，都是将来可能威胁到你做皇帝的人，我把他们除了，是在为你造莫大的福啊!”太子跪下来给朱元璋磕头，低头说：“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意思是说，您如果是尧舜那样的明君，就不会有那么多乱臣贼子。朱元璋气得搬起坐的椅子就扔了过去，太子吓得赶忙逃走。
“胡蓝之狱”也称“胡蓝党案”，是“胡党之狱”和“蓝党之狱”的合称，“胡”指胡惟庸，“蓝”指蓝玉。胡惟庸是中书省左丞相，是明初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有人告发胡惟庸阴谋暗杀朱元璋，企图谋反。胡惟庸一案导致胡家三族被诛，因被指控为所谓“胡党”而遭屠戮的达3万余人，其中有很多公侯。胡案的后果是废除了丞相制度，皇权更加稳固。《明史·胡惟庸传》里清楚记载着：  “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意思就是说：胡惟庸被处死后，他谋反的证据还没有完全暴露。这完全是一个赤裸裸的“莫须有”。
蓝玉是凉国公，他是继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之后的明军重要将领。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锦衣卫指挥揭发蓝玉谋反。经审讯，说是蓝玉串通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划在朱元璋出宫耕种田时起事。于是，蓝玉被族诛，凡连坐的都称为“蓝党”，一律处死。朱元璋亲手写诏布告天下，并将蓝玉谋反的事实编为《逆臣录》。朱元璋在诏书中说：  “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杀了15000多人以后，朱元璋觉得自己已经很宽容了。然而，仅列入《逆臣录》的高官就有一公、十三侯、二伯。经这一次杀戮之后，明初的功臣宿将差不多都被杀完了，各军府卫所被株连诛杀的军官达几万人。如此众多手握重兵的高级将领，为什么会毫无反抗地束手就擒呢？显然，他们没有任何要同朝廷作对的准备。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谋反。
朱棣(即明永乐皇帝)在朱元璋死后敢于发动“靖难之役”，废黜建文帝，原因之一即是，朱元璋对功臣宿将的集中屠戮，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军事力量，以致朝廷方面在军力上虽占据优势，却节节败退，最终帝座易主。皇家内部的这场争斗，使刚刚从元末战乱中恢复起来的社会经济再次遭受摧残。【《中国档案报》9月29日志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