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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谈真理又何妨

作者：董岩文章来源：不详点击数：更新时间：2007-12-22
	“笑谈真理”，是梁衡早在中学时代就熟记在心的一句列宁名言。几十年过去了，他没有想到，这一句话，自己竟实践了大半辈子。 30多年来，行走在文学、政治与新闻之间的梁衡，先是以文学的手法将一部科学史演绎得生动形象，创作了40万字的《数理化通俗演义》，为枯燥的数理化知识裹上了“一层薄薄的糖衣”；然后又以敏锐透彻的笔调奏出了《新闻三部曲》，把新闻理论、新闻采写方法谈心般的告诉读者；在完成了科学史与新闻理论的通俗化之后，梁衡又将普及、转化的笔锋移向政治领域，出版了《走近政治》、《爱国的理由》这样脍炙人口的力作。2006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专门将他的政治散文集结为《红色经典》。它记录了梁衡多年来的理论思考与文学探索—— 我们为什么要爱国？一句话，国家养育了你。这好比问我们为什么要爱父母。政治者，天下之大事，人心之向背也。向来政治家之间的争斗就是天下之争，人心之争。什么是经典？常念为经，常数为典。经典的最大优势是经得起重复。常被人想起，永不会忘记。我们常说像真理一样朴素，只要道理是真的，裹着这道理的形式是不需多讲究的。这话是用镀金的话筒说出来的还是扯着嗓子喊出来的，关系不大。翻开这本装帧素约的《红色经典》，你一定会被它安雅平和、不矜不躁的自然态度所吸引，也一定会为它字字珠玑、谈笑风生、举重若轻的思想意境而击掌共鸣。尽管《红色经典》里说的都是些政治人物和大事大情大理，但全无干涩生硬味如嚼蜡、议论空洞形同说教的尴尬；有的是平等相待、坦诚相见的言传身教，如师如友，生动亲切，如春风扑面，灯火照人，令你心头茅塞豁然顿开，一扫政治文章在人们眼中的固有成见—— 他是一个中国式的民族英雄，像古小说里的那种武林高手，挥刀逼住对面的敌人，又侧耳辨听着背后射来的飞箭，再准备着下一步怎么出手。当我们与对手扭打在一起，急得用手去撕、用脚去踢、用嘴去咬时，他却暗暗凝神，调动内功，然后轻轻吹一口气，就把对手卷到九霄云外。他是领袖，更是思想家。（《这思考的窑洞》）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而我们却硬要把他降低为一个行动家。共产主义既然是一个“幽灵”，就幽深莫测，它是一种思想而不是一个方案。可是我们急于对号入座，急于过渡，硬要马克思给我们说下个长短，强捉住幽灵要显灵。现在回想我们的心急和天真实在让人脸红，这就像一个刚会走路说话的毛孩子嚷嚷着说：“我要成家娶媳妇。”马克思老人慈祥地摸着他的头说：“孩子，你先得吃饭，先得长大。”（《特利尔的幽灵》）显然，梁衡一直力图通过自己生动的笔，深入浅出地揭示政治的真谛，挖掘经典的时代意义。你看，在他的笔下，领袖毛泽东成了一个武林高手、革命导师马克思则是一位慈祥的老人。这种大胆的尝试，不禁让人眼前一亮：原来政治可以这么写，道理可以这么讲。他的文章，得到了广大读者：不论是普通百姓，还是领导干部的一致欢迎与好评。人们发现：原来政治是这般朴实无华，它就在你的身边。我们说，发现真理难，是因为真理虽然反映了事物的本质，但常为表象所掩蔽；笑谈真理更难，则是因为不仅要准确地表达真理的内容，还要寻求一条通俗的捷径，直抵听者的心灵。对于这个问题，梁衡思索已久。在他看来，走近政治、笑谈真理，关键是能还原真理的朴素，说出它的质感和美感，特别要能借助于文学之力，将政治理论转换为文学作品，这实际上是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大转换。梁衡说，文章是为思想和审美而写。他认为，笑谈真理是借读者已经感受到的现象或道理进而喻知事物的本质，如诗歌艺术的比兴手法，由此及彼，由浅入深，渐入佳境，更见效果。笑谈其实是一种附加了形式美的对内容的阐述，它追求的是大合唱般的齐声共鸣，而不是曲高和寡的幽幽独白。具体而言，《红色经典》走近政治、笑谈真理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联系实际，力避空泛，消除大政治与小个人之间的距离感，让读者观之可亲、闻之可信。比如，《马列公园赋》中梁衡将中央党校生动地比作马列公园，打破了人们的惯性思维，褪去了严肃外衣的党校，在人们眼里一下子亲切了许多，文章立时神清气新，令读者不忍释手。20年来这篇文章已经成了中央党校历届学员入学必看的文字。二是讲清道理，变论为叙、还理为形。比如，在《红毛线，蓝毛线》中，梁衡把无形的“共产党艰苦奋斗精神”还原为有形的“红毛线，蓝毛线”，“毛线”无声胜有声，这个巧妙的代言，点破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经典的时代意境由此而出。这篇文章发表后，《红毛线，蓝毛线》便成了西柏坡展览馆里的一件标志性展品。《把栏杆拍遍》里，辛弃疾这位古代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则被梁衡提炼为一个定格在历史天空下的具体形象——“一个爱国知识分子面对大江把栏杆拍遍问苍天”，其忧国之心、爱国之情、报国之志，顿时跃然纸上，震撼人心。在这些文章中，梁衡将逻辑思维转换为形象思维，追根说理，把道理还原为事实，甚至是故事，生硬的说教被亲切的叙述所替代，与政治的距离遂被消弭了大半。这两条原则，一直贯穿在梁衡所长期从事的意识形态工作中，不管是写理论文章、思想评论还是从事政治题材的文学创作，他始终谨记在心。但这还不够。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要动人，还需美感。这美感来自深刻的道理、清新活泼的文风与简约明丽的修辞，及这三者之间的完美结合。换句话说，只有思想澄澈、知识丰厚、语言准确、方法得当，才能达到举重若轻、深入浅出、笑谈真理、又真又美的境地。真理而能笑谈，体现的不仅是拥有真理的自信与从容，更检验着知识的功力和人生的境界。梁衡做到了。在他生动的笔下，干涩枯燥的理论，都插上了轻盈的翅膀，明白如话，令人如沐春风；谈笑间，引领着读者攀越一个又一个理论的高峰，在大事、大情与大理中感受着政治所独有的魅力，体悟着经典恒久的美丽。在他笑谈真理的背后，我想，除了得益于官员的高度、记者的敏感和作家的深刻外，更重要的是他内心深处重责在身的使命感，这种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服务社会的功利思想，始终推动着梁衡突破文学创作中的“盲区”，在文学与政治之间行走裕如，最终达到了笑谈真理的自由境界。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梁衡是一位肯动脑，很刻苦，又满怀忧国之情的人。他到我这里来聊天，无论谈历史、谈现实，最后都离不开对国家、民族的忧心。难得他总能将这一种政治抱负，化作美好的文学意境。在并世散文家中，能追求、肯追求这样一种境界的人，除梁衡以外，尚无第二人。” 《红色经典》见证了他的探索与境界。【《南方》2006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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