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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饶漱石调京前的一次密谈(2)

作者：马畏安文章来源：不详更新时间：2007-12-22
	（接上期） “这是关于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高岗接着说，“还有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问题。”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我们东北开了个农村工作座谈会，我在会上指出，土改后农民经济生活大部分上升，上升的比例，松江占６０％～７０％，吉林约２／３，黑龙江的显著上升户占５４％。上升户中一小部分添了车马，有的雇了长工，买进或租进了土地。另有一部分人呢，因为缺乏劳动力或患病，或者因为缺乏生产资料，再加上有的好吃懒做，经济生活下降，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已经开始向前面的那一小部分人出卖或者出租土地；有的借粮借款。还有，有些农村党员开始雇长工，有些党员听了党员不应剥削雇工的党课后，解雇长工，出卖牲口。有些村干部不让上升户买车马，怕他们单干，有的认为组织起来是‘国策’，单干不合法。不少区县干部提出问题：新民主主义的农村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农民应该经过什么样的道路走向富裕？怎么样才叫提高一步？除了组织起来以外，农村还要干什么？”“我们这次座谈会以后，就有关党员雇工的问题，向中央写了个请示报告。”说到这里，高岗想了想，对饶漱石说：“请你等一下，我找一份东西。” 高岗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份材料，继续说：“２０多天以后，中组部给我们复信，说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高岗念完这一段，问饶漱石：“你听清了没有？”“听清楚了。”饶漱石说。“下面还有哩！”高岗又接着说，“我还收到他那时同安子文的谈话记录。我得到这个谈话记录以后，有一次在北京，当面交给了毛主席。毛主席还批给陈伯达看。我后来听说，毛主席对这个谈话很不满，很生气，脸色都变了。 “这是１９５０年发生的一些事情。因为思想分歧没有解决，到１９５１年，又发生了几件同样的事情。１９５１年１０月，毛主席起草了中央关于转发我就东北农村互助合作问题写的报告的通报，认为我在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办公厅将中央的通报、我的报告和三个附件，印成小册子，作为党内文件，发给各地学习。 “毛主席和党中央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措施，也是事出有因的。这原因就是，１９５１年４月，山西省委向中央和华北局写了一个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报告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的自发势力发展了，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因此，山西省委主张，扶植和增强互助组内‘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两个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的自发势力，引导互助组走向更高一级的形式。 “可是，山西省委的这个报告，又受到同一个人，还有薄一波等的批评，说什么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还说，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来逐步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错误的。 “对山西省委的这些批评，动静还不小，又是文件，又是讲话，又是批示，又是文章。 “他们的意见，他们对山西省委的批评，在会议上、在内部刊物上、在公开的报纸上，已经发表了。这样，毛主席才不得不针对他们的观点，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中央办公厅把我的报告印成小册子，就是措施之一。 “回过头来，再说我那篇《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的文章。我那篇文章，就是针对他的，他的关于党对资产阶级政策的观点，关于农村互助合作的观点，关于富农党员处理问题的观点，都是右的，都应当批判。 “我还想，自从七大以来，他的这类错误不少。我甚至怀疑，在七大上，他的地位是不是捧得太高了？”“还有一点，我今天说句话搁在这里：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同毛主席的看法有分歧。而且，事情并没有完。不信咱们走着瞧。” 高岗讲到的这些事情，有的饶漱石听说过，有的看到过文件，但他并没有联系起来进行过系统的思考。今天，听高岗这一席话，那么有根有据，有因有果，就觉得真的是一件大事了。既然如此，高岗又被调到中央，委以重任，那就是说，中央是支持高岗了？他想摸摸底，便对高岗说：“你现在调到中央，身负重任，看来，中央支持你，这是没有问题的。” “别这么看。”高岗马上回答道，“告诉你吧，去年８月我就得到了通知，要我到中央来。但是我拖着，既不表态，也不成行。去年９月份，毛主席给我发了一封电报，请我早日来中央着手建立由我担负的工作，让我告诉他我何时可以到北京，并说习仲勋一两天内就到北京担负中央宣传部和文委的工作。我又拖了一个多月才到北京。” 说到这里，高岗站了起来，走两步，又折回，俯下身冲着饶漱石：“调虎离山！这你比我都懂。东北这个地方山很大，老虎大有回旋余地和藏身之处，一旦离开了，就不行了。我反反复复考虑究竟是不是调虎离山？是调虎离山又怎么办？！” “调虎离山”四个字，使饶漱石为之一震，但他未露声色，却故作姿态地说：“你过虑了。把你调到中央是‘调虎离山’？把老虎调到身边来？那不成了‘引狼入室’？中央还是重视你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内阁’，是实权机关，不是闲差。”“可能吧！”高岗说，“我既然来了，那就一不做，二不休了。” 饶漱石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便同高岗说了些闲话，告辞而去。眼看着饶漱石上了汽车，高岗想：他也是一方诸侯，到时候，会用得着的。饶漱石觉得自己同高岗很对味儿。他觉得高岗这人信得过，并觉得应该向高岗学点什么，比如说，学他的胆量、学他的干练、学他的气魄。时隔不久，１９５３年３月，饶漱石也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调来了北京。(完）【摘自《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马畏安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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