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的芦荻教授是毛泽东晚年的侍读者。毛泽东关于评《水浒传》的谈话，就是跟她谈的，从而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评‘水浒’运动”。

毛泽东熟读文史，自然用不着别人给他讲论文史。然而，1975年，年迈的他忽然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替他物色一个人专讲文史。内中的原因，是由于毛泽东自1974年春天开始，视力明显减弱了，看东西模糊不清，不得不叫机要秘书代读文件，并照他的意见代签文件。
首先想到的最合适的单位，自然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汪东兴、张耀祠委托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谢静宜从北大中文系物色人选。北大中文系报来的备选者之中，便有芦荻。于是，芦荻被送入离毛泽东住处很近的一幢楼里，住了下来。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芦荻是他“请来的客人”。
她请毛泽东谈“水浒”
1975年8月14日凌晨2时，芦荻接到毛泽东秘书的电话，说是要她过去读书，芦荻迅即前往毛泽东的住处。
那天，毛泽东刚忙完公务，他跟芦荻聊起了古典文学问题。像往常一样，毛泽东谈着，她拿出笔记本记录。有时，遇上听不清楚的话，毛泽东在纸条上写几个字。
芦荻的记录清楚表明，那天毛泽东先是谈李白，然后谈柳宗元，接着谈起了《红楼梦》，又从《红楼梦》把话题转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毛泽东完全是即兴漫谈，想到什么说什么，发表着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见解。
当毛泽东提及《水浒传》时，芦荻猛然记起一桩往事：1974年，《北京日报》一位负责人忽然来到了北大，向中文系约写一篇评论《水浒传》的文章。约稿时，定下了调子，说《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芦荻当时也在座。她感到不可理解，因为学术界向来对《水浒传》评价颇高，称它是“农民起义的教科书”，甚至称为“千古不朽的农民运动的史诗”，如今怎么变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了呢？但既然是上边布置下来的“任务”，教研组里还是进行了讨论。教师们都觉得根据那八个字很难下笔，后来勉强写成了，《北京日报》不满意，没有发表。芦荻风闻，那八个字是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提及的。《北京日报》“闻风而动”，所以到北大中文系约稿……
因为毛泽东鼓励她提问题，芦荻就问道：“主席，听说你讲过，《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毛泽东点了点头说：“那是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
这时，坐在一旁的秘书张玉凤也插话说：“去年在武汉时，我正读《水浒传》。主席见了，对我说过，‘宋江是投降派’！”
于是，芦荻请毛泽东详细谈谈应当怎样读《水浒传》这部书。这样，也就引发出毛泽东的一大段议论。后来，芦荻这么回忆：
主席讲《水浒传》时，谈笑风生，和蔼幽默。就该书的主导的政治倾向问题，他反复举例，细致地进行了分析。
主席非常推崇鲁迅，每次谈话，都要提到他。当他听我说北大中文系正在修改小说史稿时，便说，鲁迅评小说评得好，要好好学习鲁迅的思想观点。他更盛赞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对《水浒传》的评论，称赞鲁迅对金圣叹的批判。他对《水浒传》研究中长期没有贯彻鲁迅的评论精神，对金圣叹腰斩《水浒传》和大量发行的这一腰斩本即七十一回本十分不满。
毛泽东说，应该出全本———百回本，叫出版部门印行。他说，印行百回本，让读者了解故事的始末，了解全貌，知道梁山好汉们怎样兴而又怎样败，还其本来面目，让读者知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芦荻把毛泽东的话一一记录。张玉凤问毛泽东：“主席，要不要通知出版界，把百回本的《水浒传》印出来？”毛泽东答道：“好。”
张玉凤便对芦荻说：“芦老师，你把主席的指示写一下吧。”芦荻从未起草过文件之类，她遵照毛泽东的意思，写下他的这么一段话：“《水浒传》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
毛泽东补充道：“要不要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书的前面？”芦荻遵嘱加上了一句：“把鲁迅先生的《流氓的变迁》中的那段话印在卷首。”
这时，毛泽东说：“我要休息了，今天就谈到这里。”张玉凤赶紧把芦荻记录的毛泽东的那两句话递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毕，微微颔首。芦荻站了起来，告退。毛泽东朝她挥了挥手，道：“好，再见！”
这时，张玉凤对她说：“芦老师，请你在书房里等一下。”
芦荻在书房里看了一会儿书，张玉凤进来了，说道：“芦老师，刚才我问主席，除了把鲁迅的评语印在各种版本的《水浒传》前面，要不要把主席对《水浒传》的意见整理一下，也印在前面？主席同意了。芦老师，请你把主席对《水浒传》的评语马上整理出来。另外，主席说把鲁迅的那段话也写上。”
芦荻在毛泽东的书房里，整理着毛泽东刚才的谈话记录。她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份谈话记录会在全国“掀起”一场“运动”！
姚文元居心叵测借题发挥
芦荻把毛泽东关于《水浒传》的谈话，择其主要观点，按照记录原文整理出来。整理完毕，由于毛泽东正在休息，芦荻只得仍在书房里待命。
大约下午二时，张玉凤来到书房，取走芦荻整理好的毛泽东评《水浒传》记录，然后去毛泽东卧室。
过了一会儿，张玉凤来说毛泽东看过了，认为可以。张玉凤请她誊清一份。很快，芦荻誊毕，张玉凤带着她步入毛泽东的卧室。毛泽东正躺在床上，芦荻把誊清稿递给他，他看完后说了声“可以”。于是，芦荻退出，又回到书房。
过了两个多小时，张玉凤来到书房，手中拿着用道林纸印刷的文件和一沓空白信封。张玉凤请芦荻校看一下那文件，芦荻一看，上面印的就是她整理的毛泽东评《水浒传》谈话记录。而就在这两个多小时之中，不光是印好了毛泽东的指示，而且姚文元还就如何贯彻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毛泽东已看了姚文元的信，批示：“同意。”
原来，毛泽东的关于评《水浒传》的谈话，提出要出版三种版本的《水浒传》，当然要交宣传出版部门执行。于是，便送到姚文元那里。
姚文元一看，如获至宝。他当即拿起笔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声称：毛泽东关于《水浒传》的评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中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这么一来，本是毛泽东关于《水浒传》的一次个人漫谈，是要出版部门印行三种版本《水浒传》，一下子被姚文元扩大了，动员全国舆论来讨论此事。
既然毛泽东同意姚文元的意见，“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张玉凤作为秘书也就照办。她把一沓空白信封和一张政治局在京委员名单交给芦荻，说道：“芦老师，麻烦你写一下名字。”
这时，芦荻已校看毕印好的毛泽东评《水浒传》，发觉印错一个字，即“摒”字被误排成“屏”。芦荻拿出毛泽东跟她谈话时手书的“摒”字给张玉凤看，说道：“主席的原文是‘摒’字，要尊重主席原意。”
张玉凤要去了毛泽东手书纸条，要芦荻给“第七办公室”附一函，说明“屏”必须改成“摒”。这“第七办公室”，亦即“姚办”。
芦荻接着帮张玉凤在一个个信封上写好政治局在京委员的姓名，便回住所休息去了。
此后席卷全中国的“评‘水浒’运动”，与芦荻毫无相干———虽然那一大段“最高指示”是她向毛泽东提问而引出，并由她亲笔整理成文的。【《今晚报》9月27日叶永烈文】